关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到底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知道从1978-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平均在9%以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28年这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像日本、韩国等等，但是 时间没有停留这么长，但劳动力的体量没有这么大。28年的时间使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呢？在2006年末我国的GDP第一次突破了20万亿人民币，人均也就是1900多美元，这属于中等发展中国家偏低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叫做初步小康的社会。
    如果从总量上来看当然我们的成就就会显得更加宏伟，总量排在世界的第四位，大体上相当于第一位的美国19%点几，相当于日本的45%，相当于德国的79%。所以说中国经过28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从原来的赤贫，也就是说温饱没有解决，人均GDP100美元多一点，现在提升到了中等收入偏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应该说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说中国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因此西方的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高速增长的国家超不过20年，那中国已经28年高速增长了还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根据我国的大概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大体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就是战争、大的瘟疫、大的动乱，这些难以控制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的话，到2010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下去的话，我们的GDP水平将比公元2000年翻一倍，10年翻一番，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030年增长10倍，中国就会完成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2030年以后到本世纪以后就会赶上中等发达国家。那就意味这中国至少到2030年还是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走到今天正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工业转型，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至少到2030年工业化没有完成的过程当中，固定投资这块大体上拉动中国GDP2-3个百分点。第二个是消费需求，尤其是中国的新生人口多，大体上对GDP的拉动在4个百分点。
怎么把我们的稳固提升上去呢？第一个是效率，西方人所说的东亚的20年极限论就是根据东方的经济增长从企业微观制度上来看主要不是靠要素的效率提高，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所以这样的话在10、20年里面可能行，再持续久了就会难以支撑。所以我们的要素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把经济增长条件放在要素效率的提升。我们现在GDP占全球GDP的总量大体上5%，我们消耗的电力大体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10%，我们消耗的石油大体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8%，铜9%，铝20%，钢铁相当于30%以上。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在1993年矿产资源上对国际市场上的依赖度是5%，现在是50%以上。别的不讲就按照等比例放大GDP比现在再增长1-10倍再持续增长然后等比消耗资源，不要说中国的资源，全球支持中国的高速增长恐怕都有困难。所以西方人就发出了一个惊叹，叫做什么呢？“中国威胁论”，这样一个大国按照这种方式崛起的话一定要抢别人的资源。所以我们对这个“中国威胁论”马上有一个回应，我们说我们是和平崛起，然后人家就马上又反驳了崛起从来没有和平的。
    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效率，为此要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社会成员收入的分配差距扩大，第一你要鼓励竞争，那你就要承认差距。公平还有一类内容，就是事后结果上的平等，这个平等和效率是在一定条件下有冲突的。所以当你说要效率的时候就要鼓励竞争，那么就会影响到效率，当你以效率为主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时候，你要做的最充分的之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收入差距会扩大，由此会产生一系列不和谐。
    第二个问题是：持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现在国家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目标，怎么实现？最终是要构建和谐社会。所以说中国的确28年高速增长了，我们仍然面临着高速增长可能，但要面临可能，但是要实现的话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和谐。
    宏观矛盾我概括了一下有五个方面。第一，中国现在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根据中国最近28年的实际经验，我们测算了一下中国现在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和制度变化，中国经济承受固定资产投资上下的幅度有多大，测算下来大概有9个百分点，围绕着13.5这个百分点上下有9个百分点的波动。这样算下来，中国2003-2006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超过了22.5个这个上限。连续40多个月超过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上限，带来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就非常深刻了。跟这个形成对照的，固定资产过快的同时消费增长疲软，高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应该增加，消费需求也应该提高，为什么它不提高？那我们分析一下，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你需求做这么多，投资增长的快客观上就会排斥消费需求，我们算了一下，中国投资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的消费需求就会减少0.56个百分点。
    第二，物价总水平低，人们又对未来物价高担心。我们从97年11月份开始，中国的物价是负的，到98、99年中国的物价是负的。到2000、2001年几年中国的物价是低物价，到2003、2004年中国的物价上升到3、4，然后又开始下降一直到2006年，我们怕的是中国掉入到物价通货紧缩的困境中。
    说吃在CPI中占了有1/3的比重，第二个是住，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购买住房支出恐怕现在在世界上是引人注目的。中国中心城市的房价的确上涨的让人触目惊心，总体上就促成了老百姓对未来的物价的担心。
    第三，经济增长的是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经济增长2003年10%，2004年10.2%，2006年10.7%，这几年绝对是高增长，高增长就应该有高需求，高需求就不应该有积压，但目前我国的存货积压是很厉害的。我们曾经搞过一次调查，有600种消费品，300种投资品。300种投资品里面70%多是过剩的，10%几是供求大体均衡的，供不应求的有8%。
    第四，经济增长恢复显著，但是失业率成倍的攀升。这又是和经济学的常识不一致的，1998-2002年这五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7.3%，当时的城市登记失业率是2%点几，现在已经到了7%点几。在1985年的时候中国GDP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240多个，但到现在已经直线下降了。
    第五，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需求增长过快、过猛。我们这几年出口需求都是以30%几上升的，这就导致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所以到今年我们有两个指标出现的比较令人关注，一个是到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了17000亿美元，这就意味这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以上，这个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另外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这是有代价的，有付出成本，你要付利息。这个要改变无外乎很困难，一个是调进口一个是调出口，两者能调多大程度，中国这么多年都是出口导向型。
    这是我们讲中国宏观经济目前存在的五大矛盾。最后我讲第三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五大矛盾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优惠哪些变化和特点。我想针对刚才讲的这五方面恐怕有这么三个特点是很突出的。
    第一，现在在淡化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政策。现在很难说是扩张总需求还是紧缩总需求。中国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是短缺，在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渐上升以后我们开始刺激需求，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整个“十五”计划期间适度紧缩的经济政策保持不变，扩大内需、保持不变。现在马上要开十七大，现在想想哪会有人说“十一五”期间整个的政策保持不变，为什么？过剩问题、失业问题目前已经相当尖锐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紧缩经济增长的话可能会使你的失业问题、过剩问题更加尖锐，你不敢紧缩，那么扩张呢？扩张可能对你的库存、失业有好处，但目前的扩张已经40多个月超过上限了。所以现在总量政策根本就不提，我们讲的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第二，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还要继续采取松紧搭配的原则。2004年以来收入政策的一个基调实际上是减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然后生产型增值税酝酿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然后内资、外资所得税拉平。这一系列操作都是减税，减税是刺激宏观经济的政策。所以我们的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刺激需求，而我们的货币政策大家看，从03年上调了准备金1个百分点，一直到现在我们始终在不断的收紧银根，提高利率。这种办法我们叫松紧搭配，在矛盾暴露的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在新的年度里恐怕还要继续执行下去，因为我们的总量矛盾仍然不是十分清晰。
    第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周期和反周期的行为差异我想还会依然存在。为什么呢？其实这些年的改革下来地方政府获得的权利越来越大，权利大的同时责任也就越来越大，要履行责任就要发展当地经济，那就要投资。所以现在的市委书记越干越像个董事长，政府越干越像个公司，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是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招商引资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政府跟企业谈的时候是政企之间来谈，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把这些商和资招来以后中央又觉得过热了，然后又开会让他们下，这个时候他们下不去了，正好出现了一个周期和反周期的错乱，就是你让我上我上不去，你让我下我下不来，中国吃亏吃的更大的是要上从中央到地方一哄而上，要下从中央到地方一哄而下。我想这种博弈仍然还会存在。
    我想在新的年度里这三个特点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结论，在2007年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应当说不会有明显的衰退，我看央行预测的是8%，8%也好、9%也好我想都是高速增长的范畴，所以我觉得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是客观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